“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和历史都与“记录”（record-keeping）有着天然的相关性——两者都追求记录的完整和真实，所以区块链技术对新闻传播的价值不言而喻。这里我们先从媒介的偏向（bias）说起，然后再具体论述区块链如何能贡献于当下的新闻业。
（一）传播史研究：媒介的偏向引发“幸存者偏差”
“西方文明受到传播的深刻影响，因而传播的显著变化对之具有重大涵义”，人类历史就是媒介历史；每一种媒介都在其能记录什么、如何记录、如何传播、如何为后人所发现等方面充满“偏向”，因而使我们的（传播）历史研究也具有了偏向。
迈克·舒德森在谈及传播史的研究挑战时也指出：“所有传播史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其基本研究材料的‘易逝性’（evanescence）。”他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美国，1968年范德比尔大学建立了电视档案库，对每晚电视新闻予以录制保存，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全国电视新闻资料可供研究；即使如此，想要从范德比尔大学获得资料，不仅所费不赀，而且手续繁琐。如果研究者想要讨巧，则可以使用20世纪60至80年代中期CBS电视新闻文字打印稿缩微胶卷，但其他电视网则不存在这样的档案。如果研究者想研究通俗小说、流行唱片、电影或小镇报纸，很多这类记录已难觅踪影。例如，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对1850至1950年英帝国通过媒介进行宣传的考察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发现之一就是过去学校的各种教科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老影片也正在世界各地破损解体——历史记录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而舒德森自己最喜欢在美国丰富的报刊微缩胶片中浏览寻觅。他说：“我研究的对象大多是过去，因为我对历史有兴趣，我喜欢阅读档案，我喜欢图书馆，我也希望图书馆能继续存在下去，这样我的研究发现不必每过一星期就得修改。”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美国没有完整和准确的报业档案，或者虽然有但舒德森无法接触到，那么他根本无法在新闻社会学和新闻史研究上取得他今天的成就。人类的历史记录都很难保存，仅仅研究幸存下来的充满偏向的记录也会使我们陷入“幸存者偏差”（survival bias）。而区块链技术也许能使未来的传播史研究避免这一问题。
（二）新闻实务：政治、资本和技术操纵下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新闻报道的实质就是为公开报道而记录，以至于英语中“on/off the record”获得了“能/不能报道”的意思。19世纪70年代,我国的报馆也提出了“有闻必录”之主张，认为采访人员也只须照录所见所闻即为尽责,至于事实本身的真伪曲直,可不过问；“有闻必录”同时也指报道和采写新闻务求详博、兼收并蓄。
但是新闻记者能否忠实地记录？实证主义传统认为，新闻记者可以独立于“实在”（reality）之外，而真相就在那里安静地候着记者去发掘它。李普曼指出：“除了少数我们非常熟悉的议题之外，我们对真实的和虚假的陈述无从辨别，所以只能求助于报道者，并区分出可信的报道者和不可信的报道者。”但李普曼早在1922年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报道者（记者）和普通大众一样都受到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影响而无法获得真相，因而不可能接触和记录到真实。而作为报道机构的新闻媒体在政治和商业的操控下更使得“准确的新闻记录和报道”变得不可能。
哈贝马斯认为，17和18世纪，资产阶级通过报纸、文学刊物以及咖啡馆等建立起一种公共领域，在其间利用理性讨论和言论自由抨击封建社会和专制主义国家权力。但到了19世纪中期，在官僚、财团和广告商的操控下，公共领域衰落而被再度封建化（re-feudalization）——政治和商业力量将公众变成不会思考的消费者和“公民”。
到了当代社会，据舒德森的研究，196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界每一起逃过“新闻管理”的行动，都让美国政府更加关注“新闻管理”，导致越来越多的报道需要依靠记者自己的突破才能采访获得。1970年代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和“水门事件”都是显例，其中“尼克松政府试图掩盖的行径令人发指”。1987年，英国学者布朗（Jane Delano Brown）等人发现，英国的报纸普遍都依赖男性政府官员作为其新闻源。2006年刘易斯（Justin Lewis）等人分析了两家刚刚兴起的英国全国性“优质”报纸上的2207篇报道以及402条广电新闻，发现新闻记者极为依赖公关公司和新闻通讯社提供的“信息补贴”，这让人不免质疑英国新闻机构以及新闻工作者所宣称的独立性和作为“第四权利”角色的可靠性。
在今天的美国，政治操纵媒体的情形已经非常严重。2016年，硅谷亿万富翁彼得·希尔（Peter Thiel）被爆秘密资助一起针对媒体网站Gawker的诉讼，最终导致该媒体破产。特朗普接着宣布对新闻媒体宣战，将后者描述为“美国人民的敌人”。特朗普的高级竞选顾问斯蒂文·班农（Steven Bannon）和彼得·希尔都对最前沿的数据分析技术非常熟悉。班农是“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董事之一，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该公司整合多方面数据对数百万美国人进行精确的心理画像，然后向不同人群发送为其度身定制的特朗普宣传讯息，为特朗普夺取总统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今天，媒体市场的垄断者则是社交媒体巨人。例如Facebook和Google利用专业媒体生产的新闻吸引网民，却因广告收入而大获其利。扎克伯格一方面宣称那些指责Facebook操纵了2016年美国大选的人是疯子，另一方面Facebook的政治广告业务部却在不断吹嘘说政客在Facebook上投放广告能获得“影响全局”的效果。2014年，Facebook还针对68.9003万名用户进行实验，证明其具有大规模操纵用户情绪的威力，印证了在现代技术武装下，美国商业机构对公众行为的普遍的隐形操纵（nudge）；此事引起了公众对“缸中大脑”的恐惧和学界对其研究伦理的讨伐。2018年《纽约时报》的报道则让Facebook泄露用户数据帮助特朗普操纵选举之事盖棺定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Tow数字媒体中心主任艾米丽·贝尔说：“社交网络对新闻业本身也有着直接的塑造效果。社交媒体公司会通过激励手段来诱使媒体生产其所要的内容，或者通过其平台设计而操控内容形式。这样社交媒体就不再是一个中立的内容发布平台，而是一个内容生产平台。
由此可见，政治和商业猖獗操控——尤其是近年来泛滥的“假新闻”（该词成为2017年《柯林斯词典》“年度词汇”）——让美国新闻业饱受煎熬。这也使得它对区块链技术充满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