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于是今，高善文在山西证券成立30周年的演讲迅速在网上传播，里面很多突出观点代表了社会上很多精英的看法。反复听了他的演讲，发现里面充满了对历史的谬误理解和逻辑混乱，我们不得不对其观点要提出商榷意见。
首先，高善文提到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向卡特总统提出中国要教训越南，是奠定往后40年中国国运的重要决策，因为它是中国向美国开放而递交的投名状。虽然高善文在演讲后期很鄙夷地说到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什么事情都好类比，所以并不精确，但在这里，他也并没有逃脱中国人的“毛病”，把中国教训越南类比成梁山伯好汉上山时杀人的投名状。高善文的证据是他认识邓小平建交访美的翻译和要员，所以自认为他能够理解邓小平当时决策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动机。
高善文把邓小平的决策称为冒险，堵上了国运。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中国打越南作为打开全新的大局，奠定了迅速发展的基础只能是高博士的臆想，我们只能说，高善文理解的邓小平因此而高瞻远瞩、因此而高屋建瓴，却恰恰是贬低了邓小平的魄力和意志。任何一个有一点点国际政治关系常识的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逻辑：为了和一个国家交好，就把这个国家的潜在的敌人打一顿，然后两个国家就进入了蜜月期。我们无法想象，50年后我们后代更不会相信这样的历史，邓小平是为了讨好美国而出兵越南，这不过是中国投入美国怀抱的投名状。兵者，国之大事也，那是需要整个国家意志作为基础的，是投入国家的全部力量而求胜的，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绝对不可能为了与人交好而损害自己去交恶一个邻居。邓小平出兵越南的决定，建立于当时越南出兵柬埔寨，苏联出兵阿富汗，对中国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中国在战略上必须有所突破，而美国是最合适的盟友。如果论及中国与苏联彻底决裂，那么在珍宝岛之战中已经彻底交恶；另一方面，当时在国际上美国相对于苏联处于守势，也确实需要中国这个盟友牵制苏联的势力。中美两国交好，是各取所需，合利双赢。高善文把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当作邓小平乞讨而来，当作对中国的施舍，当作对中国的牺牲的补偿，是根本认识不到那个时期中国人的志向和秉性。
换一个角度来看，当时中国刚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还完全没有确定感，整个国家出口几十亿美元，国家刚刚允许个体工商户，商品的概念还没有普及，计划经济像皇冠一样神圣，邓小平对未来也无法完全预见，说要摸石头过河，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拿什么对接美国？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与美国之间确实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关系，但任何人不能以现在的形势推断四十年前邓小平的远见和思想。至于邓小平的秘书、翻译等人的佐证，如果是真的，我们也无法相信他们给予邓小平的历史定位，更何况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怎么可能随便与翻译、秘书讨论他对整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想法。从这里找政治家的思想，倒是契合了高善文先生演讲后半段他所说的“阴谋论”的观点，拿出历史中的只言片语当作解开了历史迷雾的终极钥匙，自以为掌握了别人所不知的历史资料，实际上缺少宏观的视野和脉络。
高善文同时把这四十年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归结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比如91年提出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但他似乎忘记了邓小平在89年的决策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期望是背道而驰的，美国为什么没有抛弃中国？邓小平为什么不在这件事上继续向美国递交投名状，而要冒着与美国决裂的风险逆行之？
按照高善文的逻辑，过去四十年中国顺从美国，所以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和发展，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矛盾，他就无法判定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还会不会有与他一样的好时光了。这种把与美国交好作为中国能够发展的唯一途径的逻辑不知道从何而来，如果要说顺从美国，那么历史上还真有实例，可惜结果却与中国的境遇相比天壤之别。高善文在演讲中提到，苏联垮台，所以现在俄罗斯人把这笔账算到了中国人头上，觉得是中国打击越南，从背后捅刀而导致的。我们倒觉得俄罗斯人绝不会如此善恶不分，因为历史并不遥远，他们有着清晰的历史记忆，没有这段伤心的历史，也可能就不会有普京的崛起了。想当年，俄罗斯是怎样的顺从美国的意志，俄罗斯的法律由美国律师起草，俄罗斯的改革由美国财政部官员指导，俄罗斯的一切改革都是按照美国的标准来实行的，结果怎么样？通货膨胀几千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民的寿命短到四十几岁。只是到了叶利钦执政后期，他们才明白过来，才重新确立起民族的自信和尊严，结果，现在的普京虽然是民选的，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更接近于西方国家，美国并没有对这样的伙伴给予切实帮助和接纳。这段历史对于俄罗斯是刻骨铭心的，俄罗斯确实走错了路，确实顺从了美国的意志，结果并没有获得如同中国一样水平的发展。现在，高善文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如果这次国家走错了路，也就是和美国交恶，那么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我们倒要说，高博士何来的自信，他怎么就知道：中国的路哪条就是对的，哪条就是错的？
高善文虽然是博士，但却缺少一种能力，就是发展地看待一切问题的眼光。在这里，我们首先承认，美国绝对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这二百多年为人类历史作出的贡献超越过去的所有帝国，它在科技、人文、社会、教育等领域为整个人类提供了巨大的财富，这是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予以认可的，也是中国不断改革、开放和追赶的动力之一。同时，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些是历史的，有些是体制的，有些是文化的，这些问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矛盾、分歧甚至撕裂，是足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向现代化和现代文明迈进，这是无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携手并进，共同为人类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和平的、丰富多元的舞台。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美国国内的分化，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势力走到了政治中心，他们代表的已经不是40年前的美国，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心胸气度代表了美国社会中最狭隘的部分，他们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阻断中国的强大，这种矛盾的发起不是中国的责任。
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但是什么是“韬光养晦”？什么是“光”？注意，韬光养晦不是摧刃折锋，不是暗淡无光，它的前提是要有“光”没有“光”，就没有任何养晦的基础。只不过你需要隐蔽起你的光芒，遮蔽住你的锋利。通过上文我们看到，高善文们理解的韬光养晦不过是纳币称臣，不过是唯唯诺诺地当个侍从，他哪里有光，更别想出头之日了。高善文提出，180年来中国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走对了一次路，其他的选择都是走到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他以历史审判者的姿态断言了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历史中唯一闪光点是他理解的纳币称臣，这样的经济学家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什么有益的建议呢？在演讲中，他提到曾参与中国与美国交涉的代表团，即便这样的人参加中方代表团，都没有得到美国的善意回报，我们怎么还能寄希望于美国的善意呢？
从高善文获得的一系列头衔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中国的金融机构的决策者差不多都被这些学者、博士掌握了，他们缺少立场，对历史断章取义，缺少独立和自信，他们掌握的却是千亿、万亿的资产，让他们做出决断，往往就是中国必输、美国必赢的结论，相应地也按此规划操作。他们掌握的金融机构，不会成为这个社会中的建设力量，而是成为破坏性的因素，他们鼓动的自由化等政策，往往就是为了自己和利益集团定制的自私方案。保监会、安邦等等监管机构和准金融机构为这些人所控制，中国真正的危机确实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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